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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娲文化的传播学思考

女娲故里  2009年5月17日

  2003年4月和10月,应平利县文化文物旅游局的邀请,我对于陕西省最南端的一个县、平利县所公布的女娲泥版和周围形成规模的女娲文化进行了实地考察和研讨,作为民俗学的研究者通过与历史学家和考古学界学者的跨界对话,对于女娲文化的发源和传播产生了更浓厚的兴趣。女娲文化作为一种远古的文化形态,有它从各个侧面透露出来的、具有无限认知价值的信息,引发后代的学者不断的进行破译和化解。从研究的视界来说,神话学界重在溯源研究 ,不断的探求神话的原始状态和历代的流变以及其中所释放的信息,而文学界则重在情节和构成和母题研究,从神话中来探寻情节以及背后的意义 ,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则重在历史文献的记录以及地下文物的实证,从中进行真伪的辩析和确定年代 ,作为民俗学家则注重民间记忆和现实行为的考察,因而见仁见智,这正如秦汉史学会副会长王子今所言:“当地人言之凿凿,历史学者却只作为民俗现象看待。”言外之意,民俗现象在历史学家的眼里是不足为凭的,但在民俗学的视野里,这却是不可缺失的环节。可喜的是平利县的女娲文化,在众多学科的挑剔的目光注视中,都存在着它独特的价值,尤其是它的千年传播和辐射更是一个值得研究的课题。本文仅从传播学的角度探讨一下平利女娲文化的发掘和整理的种种问题,以就教于各界学者。
  一、文字传播
  作为远古时期的女娲神话,和其它远古神话一样存在着两个传播途径。其一是文人的传播。这主要通过文人的记录形成的历代文献,这成为我们今天判定和认识远古神话起源地和原形态以及产生时代的根据。平利县作为女娲神话的重要发源地,最有力的证据也来自于文人的文献,从晋《华阳国志•汉中志》的记载“‘又有作道,九君抟土作人处。’刘林注:‘作道’在今陕西平利县东。”唐五代的《录异记•卷八》“房州上庸界有伏羲女娲庙,云是抟土为人民之所,古迹在焉。”宋《新唐书卷四•地理志》“平利。中下。武德元年以故吉安置,大历六年省入西城,长庆初复置。有女娲山。”宋《元丰九域志卷一•金州》“西城。五乡,衡口,平利二镇。有伏羲山,女娲山。古迹。西城本为妫虚之地,伏羲山,女娲山,上有女娲庙。”宋《路史•卷一•后记二•女皇氏》“女娲氏乃立为女皇氏,治于中皇山之原,所谓女娲山也,山在金州之平利。伏羲山在西域。女娲山在平利。”明《明一统志•卷三四•汉中府》“女娲山,在平利县东三十里。旧有女娲氏祠,灌濮河发源于此山。”
  不用再更多的引述,以上这些历史的文献都足以说明,在今天看来名不见经传、远离省城的偏远之地的平利,在古代曾经是女娲神话十分集中和繁盛的地方,不仅有山有庙,而且当地父老相信这就是中国最伟大的始母神女娲创造人类的所在地。考古学上一般认为女娲神话与新石器时代母系氏族社会时期相对应。《风俗通》云:“伏羲、女娲、神农为三皇”。《潜夫论》载:“伏羲、神农为三皇。其一曰女娲”。这里所说的伏羲、女娲和神农,都是距今六千年前的人类始祖。这时的人类,已掌握了简单的生产技术,有了原始的农业、畜牧业,也有了纺织、狩猎等活动,其婚姻形态是对偶婚,部落群居,首领的名字往往就代表着其所在的部落。新中国成立以来,通过对女娲山区几次文物普查,在其山上山下周围考古发现了多处新石器时代的人类遗址和相应时期的磨制石器、捕鱼器等。说明这一带早在六千年前,就有了人类活动。平利县所在地,气候环境条件不但有利于植物生长,更适宜于人类生存。普查资料显示:女娲山有各类植物9千余种,有些稀有品种在这里保留下来,即是物证。在新石器时期,人类生产力水平低下,抗拒灾害、征服自然的能力非常有限,自然条件相对优越的女娲山周围,正是人类理想的栖身之所。女娲山的命名和文字资料的吻合,从一方面反映了文字资料的确切性。《录异记•卷八》的记载用“云是”二字说出了当时的繁盛,几乎是众口一词,才引起了文人的注意。这些文人的记录,作为固定的文字传播形态,具有不可更改的权威性,而反复出现的确凿的地址名称谓――平利,不仅证明了平利的悠久历史,也使平利作为女娲神话的重要起源地具有了不可置疑的确定性。因此从传播学的角度看,文字传播在一个历史悠久、几经迁徙的民族文化环境中,因其确定性和不可更改性而具有非常的意义。
  文字传播的另一个侧面是文字本身的意义。众所周知中国的文字在其产生的时代就具有表达意义的重要功能,所谓书者心之画,尤其是代表着文化形态的姓氏用字更是如此。女娲炼石补天,除猛兽治洪水;女娲抟土造人,救灾救民;女娲兄妹成婚,繁衍人类的系列神话口碑相传,是女娲文化得以传承的重要载体。这些神话传达出一个信息:这位伟大的圣母,在当时享有极高的声誉,人们认为是她拯救了人类。所以不仅以口碑相传,还特意修建寺庙塑造圣像,供世世代代祭祀。史料记载,唐宋时期女娲山即建有“女娲圣后”祠,女娲庙遗址上残留的数十种步同规格的砖瓦,足以佐证史实。女娲部落在此立足并得到周边及后世的承认,影响巨大,至今仍然把女字强调在娲字之前,而娲字的本身又再加上女字边。对于女性的作用给予强烈的关注,如果说平利能够产生女娲这样的始祖母的神话,而其神职是基于女性生理本能基础上的造人神话,而以后又发展出的炼石补天、积灰止水这样的英雄神话,实际上已经超出了女性的生理功能,向社会功能大跨度的转化,这种女性祖母支撑天地的大文化神话应该有一个与之相通大的文化环境,这样的文化环境使女性英雄有她的发展空间和认同空间。见于西汉《淮南子》已经是一个完整的神话,具体记录了女娲在补天安地中的英雄作为,其力度完全可以和大禹治水相比美。一个力量型的英雄祖母不仅被认同,被崇敬而且被文人作为历史的真实而记录,在它的产生地必然有一个强大的女性文化的背景。那么这不应该是一个孤立的现象,在女娲部落的周围,应当有一个女性首领取得骄人成就的大环境。平利县所在周边和整个的西北地区,以女字边立姓的现象相对集中、女神神话发达应是一个重要证据。平利作为古代西域视野里的一个地区,它应该和它所在的文化区域有着某种共性。







  作为九州分野里的西域恰恰具有这样的大环。中国主要的女神几乎都能够和这块土地结缘,女娲之外,广有影响、掌有生死大权的西王母,被记录在《山海经》中的《西山经》之中,另一个在神话中有地位有影响的骊山老母,本身就标志出了西北的孕蕴地。古史神话中的始母神也多在陕西,如诞育了后稷的姜嫄等。被称为中华共祖的黄帝和炎帝,恰恰是姬姓和姜姓,虽然在一些古籍中说“黄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把他们的始母解释成两条河,但是合理性解释的背后却在文字的造型上留下了标记:即便如此,也说出一个事实,在这片女性文化圈中,以女性来命名山河、命名地名是常见的事实,女性始祖或首领文化曾经是这里的主导性文化,这从另一个方面证明平利女娲始母文化具有它合理的生存环境。
  笔者在1972年曾在陕西秦岭地区了解到当地的招婿制,家庭以女性传人为主,而男人则在成年后入住女家,家系的传承也以女性为主,女儿的孩子以母家为姓 。这说明秦岭地区在20世纪的中后期仍然存在女性传家的事实。平利县在古代被称为妫墟,说明它曾经是这个文化圈中的组成部分,这里有女娲山便是顺理成章的事实。在没有确定两性共同创造人类的认识之前,女娲就是用自然的黄土独立地创造了这里的人,这与《诗经》的记载有着呼应之处。正是西北地区始母文化的大环境支持了平利的女娲文化,换言之,也只有在这样的始母文化的大环境之中,才有可能产生平利的女娲文化。
  二、民间传播
  作为民间传播的形态可以分为三种。其一是口语传播,这应当是最本质、最原始的传播形态,因为它早于文字传播,并和文字传播并行发展,有着文字传播不可替代的意义。《录异记•卷八》的记载也用了“云是”二字,形象的说明了口语传播在先和口语传播的繁盛。平利县文化局的黎盛勇等几位女娲文化研究者,记录了平利县西河乡等地尚在流传的有关女娲的传说故事,也说明了口语传播的巨大力量。平利县古代曾经是南达汉中、北通关中、西接鄂湘、东接四川的交通地,人口迁徙流动程度较大,在平利县的县城老街,笔者亲眼见到“湖南巷”等胡同的标牌,但是女娲山周围乡村却一直以口语形式传播着女娲的神话,这些神话不仅经过交通线流传到外地,也在外地来此定居的人群中间传播并生根,使外来人认同并融入当地的女娲崇拜之中,成为女娲文化的传承者。口语传承是保持该文化诞生地生机的重要途径,其民间传承人的发现是应该得到重视的环节。一旦失去口语传承,仅仅成为文献存在地,也就失去了它作为当前民俗文化的力量,可喜的是,女娲神话在当今各种媒体的强势媒体的冲击之中,仍然以口语传播的形式存在,这反证出女娲文化的重大影响和产生地性质的优存性。
  作为民间传播的第二种方式是仪式传播。仪式传播在民间以庙会等信仰的形式存在,作为中国古代文化的民间基础,信仰性的仪式传播具有强大的凝聚力和传承力,以女娲山、女娲庙为中心载体,以武则天朝见女娲为有效助力,形成了辐射性的仪式传播。每当神话中的女娲的生日腊月初八和人日农历正月初七,当地人都以庙会的形式去纪念女娲,人们扎上草人、画上五官头像立在山上,每一个来朝拜的人都上去抱一下这个草人,象征着和女娲所创造的老祖宗的亲近和认同 。这种仪式传播是民间自发的行为,具有不屈从于政治的不可淹灭性,因此,凡是古神话集中的流传地都存在着这样的仪式传播方式,换言之,仪式传播方式的存在,也是古神话流传至今的有效载体,在神话的产生地、重要的集散地,都会呈现出这样有规模的仪式传播。
  民间传播的第三种方式是形象传播。为各种神灵造像是中国雕塑艺术的重要组成,形象的深入人心也构成了传播的趋动力量,形象的模糊往往会影响传播力度,构成对话的缺失。女娲文化在后世的传播之中之所以无法与观音所产生的巨大影响相比,形象上的缺欠是重要的原因,而以女娲在造人和维护人类生存环境的巨大功能来说,并不输给有求必应的观音。形象的传播与仪式传播相辅相成,带来功能的扩展,已经是被民间文化所反复证明。总之,民间的三种传承力量形成一种合力,它维系了原产地的活力,不仅促进了民间社会的各种艺术力量的发展,如庙会中的各种游艺,也使当地的经济得以激活。
  民间传播与文字传播相比,虽然具有民俗意义上的可据性,但是,它更适用于现状研究。因为它是以现存状态为对象的,而在溯源研究方面,则具有不确定性。这主要是因为人具有迁徙的可能性和故乡情感性。全国各地有女娲遗迹之处甚多,从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到中原到西北,当地都有一些被称为女娲活动地的名胜,也都存在着口头文学性的传播和仪式的传播形式。这说明经过历史上的人员的流动,女娲文化已经作为精神行囊,随着人的流动而散播,当在一个地区几代安居之后,这种携来的精神行囊则落地生根,附着于当地的风物,成为传说的核心地和仪式举行地。有条件的地方会形成形象传播,如遍布全国的孟姜女的遗迹,遍布全国各民族的梁祝传说等等。如果只根据一地的民间传承来判断就有可能产生推原上的错误结论,女娲研究上之所以出现了南北两个原产地说,也就是以民间传承为唯一判断根据的原因,这也是民俗学界的推原研究常有的失误。因而,在推原研究方面,民间传播的存在必须有文字传播形式的佐证。平利县的女娲文化之所以引起各方面的关注,众多的历史学者和考古工作者能够从不同的角度进行判别和推断,正是因为平利这一县名反复的见于古代记载,从晋到明构成了一条明确的文字传承线,民间传播作为原初传播的形式被文字所固定,形成了对于时间的超越。另一方面,民间传播又是不可缺少的元素。如果只有文字传播,也许会判定其起源地,但是它却只是表明在文字形成的当时存在这样一种文化现象,严格的说这只是一种文化的过去时,是化石而构不成活形态的文化,不具有民俗学上的现代意义。文字传播和民间传播并行存在,才使我们能够初步判定,平利是女娲文化的重要起源地,具有历史学和民俗学的双重意义,以及它与现代文化的可链接性。
  三、现代传播
  作为当代地方经济发展的一个切入点,人们已经相当注意挖掘和使用先人们赋予我们的历史财富,在对经济发展的追求中,人们益发认识到历史记忆的重要。为了弘扬本地的文化价值,打造旅游品牌,每一个地区都在充分发掘自己的历史资源,享受着历代积累所带来的当代价值。但是,与民间传播不同的是,这种消费不是当地人的自发行为,而是商业社会中的引领行为。这就要求有一个信息的传播过程,传播的区域越广、力度越大引领作用也就越大,产生的价值也就越大,这就是人们常说的广告效应。试想如果没有现代传播的巨大力量,就不会有亨誉中外的张家界和九寨沟。现代传播的力量跨越了交通的阻隔,人们宁愿长途颠簸、车马劳顿去目睹那世外仙境。在立足于现代的女娲文化传播也必须借助于现代传播的力量。影视手段、文字手段、口语手段以及借助于某种机遇都应该在考虑之列。
  首先,作为现代的可视性的传播手段,电视片、画册都有它相应的功能,在考虑旅游文化的资源运用之时,上述的传播手段已为人们所熟知。其中应当考虑的是现代传播的成本不同于民间传播和文字传播,突出重点是必须的,平利的女娲仙茶绞股蓝,女娲山的云海仙境,女娲遗迹的灵光,它们都是与平利相联系的传播亮点,在电视片中应当反复的凸现的,无论是文字还是画面都应该以此为中心形成叙述句子。
  其次,在提倡运用现代传播手段的同时,也应当把原始的口语传播融入到现代传播之中。通过简单明了的提示语,迅速达到传播目的,曾经使许多胜地得以扬名。“上有天堂,下有苏杭”、“人间仙境九寨沟”、“人生三大愿,游曲阜登泰山,北京看看金銮殿”等等,通过众口相传,达到了最大的传播效果。据旅游部门的调查,旅游者通过亲身体会的传播量是一比二十五,而通过引领语的传播而扩大知名度的范畴则是一比三百甚至更多。因而,作为女娲文化重要原产地的平利县,自然风光、女娲遗迹、绞股蓝茶是传播的三大主要对象,应当提出自己鲜明的引领性口号,利用现代传播的各种形式,包括过街标语、广告牌、文艺演出等形式使之深入人心。这是对地方开发能力的一种检验。“中国平利,女娲故里,神山悦目,仙茶健体”等类似的引领语,应当多多开发并进行引领性传播。
  第三,课堂传播从古至今在中国文化的传播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引领全国的儒家文化几乎都是通过课堂传播途径有效的通达全国的。古往今来的文学名家,诸如唐宋的诗词和鲁迅的文章,都是通过课堂的传播而成就其文化符号作用的。在教育普及的当代,课堂传播也是一种有效的手段,各地开展的乡地教育,尤其是为宣传当地风物而创作的歌谣和谚语,作为俗文学的一种形式,其作用不可低估。在古代重大的事件之前有心的一方都会利用童谣、民谣的传播力量,当代流行的一些笑话也都是通过网上和口语的形式而流传、风行全国的,因此能够有效的动用教育、英特网和俗文学的传播形式,将会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
  第四,作为现代人对于古代文化遗迹的开发,要同时树立保护和开发并行的严格意识,对于古长城、古遗迹不做任何人为添加,以其古朴苍茫让人遐想,这既是对历史的尊重,也是对自然的尊重。而对于一些仪式传承活动则适当给予指导,使之增加文明性。对于生态则要尊重自然的安排,对于一些旅游的附加设施则应当使之增加趣味性、和可参与性,打造既充满古韵又具有现代情趣,既有风光的陶冶、有美景可供摄像,又有历史内蕴可供心灵解疑仰仗,既有可参与的娱乐性动感活动,如茶艺的学习和参与,又有回程可带的保健品和艺术品,形成立体性的旅游感应,应当是女娲故里设定的最高目标。当年女娲造人补天,与自然相谐相助,创造一个适合人类居住的美好家园,今天的生态旅游在传播古今文化的同时,定会有一个供身心休憩的理想胜地,这是我的祝愿,也是中国平利不远将来的现实。
              

                         于北京东郊紫萝园,200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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